前言

潛艦是唯一一種能在敵方掌握空優的情況下仍能有效運作的武器，更是最具制海效益與不確定性的武器。從民國以來，潛艦一直是中華民國海軍夢寐以求的武器系統，然而由於時代背景與政治環境的關係，始終未能如願；而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國際形勢漸趨不利之際，台灣想購得潛艦的機會便更加渺茫，不僅歐洲各大潛艦生產國經常讓台灣吃閉門羹之外，就連美國長期以來也一直不捧場。直到1974年，台灣海軍自美國接收兩艘二次大戰時代設計 、日後經過Guppy II改良的丁鲷級（Tench class）柴電攻擊潛艦 海獅號（SS-791ex-USS Cutlass SS-478）與海豹號（SS-792 ex-USS Tusk SS-426），總算首度擁有了正規的攻擊潛艦；然而美國提供這兩艘潛艦的名義只是提供台灣海軍進行反潛訓練，而不能用來作戰，所以移交前剪斷了魚雷發射系統的所有迴路（雖然台灣接收後偷偷將之復原），而這兩艘潛艦無論在質與量上都遠不敷台灣海軍對於水下艦隊的需求。在1980年代台灣如火如荼地規劃造艦、汰換大批老舊美援二戰型艦艇之際，也破天荒地從荷蘭獲得兩艘現代化的攻擊潛艦；不同於二代水面艦計畫般的漫長規劃，這兩艘台灣海軍至今唯一擁有的現代化柴電潛艦──劍龍級，是在因緣際會的偶然情況下 被中華民國海軍所把握。

購案起源

整個故事起於 中美斷交的1979年，雖然台灣方面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但也讓歐洲國家認為可以在美國對台灣影響力減弱之際，趁機爭奪台灣的商機；恰巧當時歐洲造船業面臨嚴重的不景氣，對於當時經濟蓬勃發展、購買力充裕的台灣莫不抱著許多遐想，於是為後來這樁想都不敢想的軍火交易埋下了伏筆。在1979年6月21日，台灣的經濟日報第6版刊載了一篇翻譯自「世界商業週刊」、標題為「歐市擬訂拯救造船業計畫」的報導，內容提到因為經濟不景氣，歐洲造船廠即將無工作可做；其中一段提到「在去年（1978年）年底，EEC（歐洲共同市場）6個主要造船國中的3個國家，手頭僅有1年或不到1年的工作量，今年（1979年）的情形則更壞」。當時荷蘭最大的RSV（Rhine Scheldt Verolme）造船公司已要求荷蘭政府給予3億6400萬美元的援助；而西德的5家造船廠，亦不只一家每週實施縮短工作時數。

在二次大戰以後，中華民國三軍所有軍備體系全盤「美化」，主要武器系統盡皆為美援品，三十多年來從未與歐洲打過交道。 在同一時期，台灣空軍鑑於F-104戰鬥機日漸老舊、零件短缺，遂向歐洲國家尋求F-104零組件，當時看上了荷蘭空軍；在空軍後勤署長馮光世將軍赴荷蘭實地考察前，蔣經國總統指示他順道接觸荷蘭的其他武器與國防廠商，尋求可能的機會，以開闢歐洲國家的武器輸入來源，改變過去完全使用美式裝備體系的狀況以分散風險；透過外交人脈的安排，馮光世將軍參觀了若干荷蘭廠商，其中便包括荷蘭國營Rijn Schelde Verolme（RSV）造船集團旗下的威爾頓.費吉諾德(Wilton Fijenoord，WF)船廠。WF廠在1968年併入RSV的前身RSMS （Rijn-Schelde Machinefabrieken en Scheepswerven，RSMS）：RSMS是在1966年3月由Royal Dutch Company De Schelde (KMS)與NV Motors Factory Thomassen in De Steeg合併而成。在1971年1月，荷蘭政府又將Verolme Verenigde Scheepswerven NV (VVSW) 併入RSMS，成為RSV（ Rijn-Schelde-Verolme Machinefabrieken and Scheepswerven NV）集團。WF廠曾為荷蘭海軍建造海豚級（Dolfijn class）潛艦，並以修船業務為主，而這是台灣軍方首度接觸荷蘭潛艦廠商。馮光世回國簡報行程後，台灣海軍若干軍官對WF廠甚感興趣，認為有可能一舉購得海軍期盼已久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的現代化攻擊潛艦。

向荷蘭購買潛艦的真正起點是在1979年1月，當時身在韓國首都漢城的荷蘭國會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普勒打了一通電話給當時台灣外交部常務次長錢復，表示有急事與錢復會面商談。普勒本人曾參與韓戰，因此對 中國十分痛恨；當中華民國在荷蘭設立代表處之後，普勒便多次訪問台灣，與錢復有些交情。同月19日，普勒與錢復在台北會面，普勒 直接向錢復表示，荷蘭經濟甚不景氣，曾為荷蘭承造潛艦的Rijn Schelde Verolme（RSV）造船集團已經連續多年在財務危機中苦撐，如果近期內沒有接到訂單就會倒閉；而如果台灣能在此時向RSV購買潛艦，不僅能直接舒緩該公司的燃眉之急，也能讓台灣一舉突破困境買到潛艦 。當時錢復立刻追問有無荷蘭政府的輸出許可，否則此項潛艦交易終究無法執行，普勒則承諾運用在國會的影響力來爭取支持。於是，錢復安排普勒與當時台灣軍方的參謀總長宋長志與海軍總司令鄒堅會面。在1979年2月，外交部駐荷蘭孫逸仙中心主任也回報，荷蘭經濟部長希望能協助台灣建造潛艦；同年8月底，台灣海軍派出中國造船廠顧問齊熙（「國劇大師」齊如山的長子，曾任中船副總經理）至荷蘭RSV公司考察，對於潛艦後勤維修、武器供應與技術轉移給台灣等合作項目進行評估；然而在同年8月26日錢復與荷蘭外交部長凡德克勞會面時，後者仍表示當時無法出售潛艦給台灣。在1980年2月，RSV公司業務經理費德航 （Veldhoen）主動來台，向海軍總部簡報荷蘭海軍現役的旗魚級(Zwaardvis class)柴電攻擊潛艦，而台灣海軍也在同年5月派遣計畫署長柴翔業到荷蘭參觀RSV廠以及洽商潛艦採購案，並獲得荷蘭經濟部與國防部主管官員的支持。

購案確立

在1980年6月，柴翔業署長在軍事會談中向蔣經國總統簡報此案，蔣經國指示必須得到荷蘭的出口許可，並詢問是否保障魚雷的供應（荷蘭並非潛艦魚雷生產國）。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海軍總司令鄒堅準備申請購買潛艦的經費時，行政院長俞國華表示國家沒有這麼多預算；稍後蔣經國召見海軍副總司令劉和謙中將，詢問是否迫切需要潛艦，劉和謙遂在蔣經國總統面前力陳潛艦對台灣海軍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應不計代價地獲得潛艦，並主動表示將扛起潛艦採購案的一切成敗責任，因此蔣經國總統便將所有採購潛艦的相關事宜交由劉和謙全權處理。在1980年8月初，RSV船廠業務經理費德航再度來台，向海軍總部表示目前荷蘭各政府部門原則上都支持出售潛艦給台灣，只待外交部的最後同意；而如果當時台灣能提交購艦意願書，將有助於荷蘭政府做出最後決定。

然而，由於荷蘭總理與外相準備於當年10月底要訪問中國大陸（隨後在期間簽訂了一系列合作意向協定），所以對是否出售台灣潛艦難以立刻做出決定。到了這個階段，台灣購買潛艦案都在秘密狀況下進行；不過由於此一軍售案必須等待荷蘭政府與國會通過才能成真，而荷蘭內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出售潛艦，例如在10月底訪問中國的外相凡德克勞便堅持，必須維繫荷蘭與 中國方面的友好關係，斷言若售台潛艦將為荷蘭帶來慘痛後果，遂極力反對此一軍售案（凡德克勞還揚言若政府同意售台潛艦就辭職）。因此，此案還沒等到荷蘭內閣會議核准，便在1980年11月曝光；對於荷蘭而言，總理與外相剛剛在10月訪問中國，隨後就發生售台潛艦爭議，自然十分尷尬，而當時台灣國防部發言人對此保持低調，不與置評。在同年11月29日，荷蘭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是否同意出售潛艦給台灣；雖然16位閣員一致同意，然而附帶條件則是台灣必須向荷蘭購買與潛艦等值的相關工業設備（當時擬定的包括核能電廠、液態瓦斯輸送設施等）。12月18日，荷蘭國會以76票贊成、74票反對的 驚險比例，駁回在左派在野黨及少數基督教民主黨議員要求重新考慮售台潛艦的提議；這項軍購將提供為期四年、1200個工作機會，對於當時失業人口高達30萬（ 相當於荷蘭勞動人口的17%，創下二戰後新高）的荷蘭而言，將可稍稍舒緩燃眉之急，遂成為國會通過此案的原因。

在荷蘭內閣與國會同意此案之後，荷蘭政府立刻發下出口許可，台灣海軍也與RSV公司就潛艦的型式與規格進行洽商。在1981年1月，台灣海軍與RSV公司簽署採購潛艦的意願書（Letter of intent），台灣方面也付了若干定金，同時RSV公司總經理史提克（Stikker)也抵達台北，針對出售潛艦的相關事宜進行磋商。史提克在台期間，曾有消息傳出RSV公司將對台灣提供技術協助並供應相關重要組件，協助台灣建立建造潛艦的能量，不過軍方隨即否認RSV將轉移當時該公司為荷蘭海軍最新設計的海象級(Walrus class)潛艦給中船的說法。在1981年1月23日，荷蘭總理范納特重申支持出售兩艘柴電潛艦給台灣的計畫。

然而，中國方面隨即對荷蘭採取強烈的回應，除了將與荷蘭的外交關係由原本的「大使及」降至「代辦級」，同時展開若干經濟制裁措施，包括終止稍早中國與荷蘭達成的所有經濟與商務意向性協議，原本會在荷蘭鹿特丹停靠的 中國船隻改在比利時央凡爾和西德漢堡港，同時也停止與荷蘭奈德洛伊德航運公司的往來。在中國的強大壓力下，荷蘭不僅取消台灣人員到RSV公司須爾德（Schelde）海軍造船廠參觀荷蘭潛艦訪問所需的簽證，同時荷蘭國會也決定在2月3日針對售台潛艦案進行第二度表決。在1月29日，荷蘭國會針對售台潛艦案進行辯論，總理范納特在國會中表示荷蘭政府將不對售台的二艘潛艦提供財務保證，以凸顯此案的純粹商業行為，降低荷蘭官方色彩的介入。在2月3日的表決中，荷蘭國會以77票對70票的比數，要求荷蘭政府取消售予台灣潛艦、核電設施的交易。然而，由於當時荷蘭失業率居高不下（當時荷蘭失業人口平均每日增加一千人），因此荷蘭政府甘冒面臨國會在野黨提倒閣案的風險，鐵了心要通過售台潛艦案；在2月13日，范納特總理表示荷蘭政府暫緩是否接受國會要求取消對台軍售的決議，使得台灣購潛案絕處逢生。而為了化解 中國的壓力，荷蘭政府再度強調這項軍售純屬商業行為，並不等於承認中華民國。在3月6日，荷蘭國會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案遭到封殺，於是售台潛艦案終告確定。

合約簽署

台灣與荷蘭簽署潛艦採購文件的歷史鏡頭。

為了湊足荷蘭在潛艦交易中附帶要求的貿易額度，當時的經濟部長趙耀東下了一番功夫。1981年3月27日，台灣採購潛艦代表團在荷蘭RSV公司海牙分部與20家相關的荷蘭廠商簽署一系列潛艦購案附帶的相關採購案──這是採購潛艦的先決條件，總值1億17萬6819億美元，其中最大宗的是台電（3620萬美元）、榮工處（1800萬美元）、中油（1200萬美元）與中船（320萬美元）等四大國營企業，包括將台電林口火力發電廠的燃煤鍋爐換成燃油/燃氣設施、中油添購四座大型儲存槽（當時台灣本身無力製造）、榮工處的挖泥機以及中船的泊淀船等，而中船也與RSV的子公司MARCON與SHIPKNOW簽署技術合作合約，其中MARCON提供半潛式海域探鑽船的設計服務，而SHIPKNOW提供貨櫃輪與散裝式商船的技術；此外，當時 在台北新蓋的國家戲劇院的燈光設備也向荷蘭菲利浦購買，以湊足荷蘭官方要求的附帶交易額度。除了這些官方交易外，同時期也有台灣民間知名企業向荷蘭採購，義美食品公司向荷蘭購買奶粉，台塑企業則向荷蘭購買化學原料，總值1500萬美元左右；在1981年10月，長榮海運公司向RSV公司訂購7艘全自動貨櫃輪。當這些附帶採購都敲定之後，RSV公司總台史提克再度抵達台灣，正式與台灣海軍洽商造艦合約細節。

由於台灣完全沒有採購潛艦的經驗，之前也鮮少透過軍售管道向國外購買武器（之前三軍絕大多數主要武器系統都是透過美國軍事援助管道直接取得），所以對於相關合約文件如何擬定可說是毫無概念。當時台灣負責主持此一向荷蘭購買潛艦的「劍龍專案」負責人海軍副總司令劉和謙，為了完成合約，還特地拜訪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以及陳長文等著名 法律專家，請教相關簽約的各項細節， 同時委由 陳長文的理律律師事務所協助相關的事宜，一開始由李光燾律師負責，後來則由陳長文律師接手。但由於造艦領域有許多專業術語，國內沒有人完全瞭解，於是海軍又委請一位專門從事造船的荷蘭人進行協助。由於在簽約時，雙方都要有各自的合約內容來做逐條協商，台灣方面既然從沒有過類似的經驗與文件，遂從友邦來獲得相關資源；當時與台灣尚有邦交的南非也向法國購買了幾艘潛艦，而台灣海軍1981年度敦睦艦隊也將前往南非參加5月31日的慶祝建國20週年紀念活動；於是在台灣敦睦艦隊出發之前，劉和謙寫了一封信，委由敦睦艦隊長轉交給南非海軍總司令，請求南非提供當時向法國潛艦採購的合約給台灣做參考範本，而南非海軍總司令也很乾脆地將整本南非向法國購買潛艦的合約書影印給台灣海軍。最後，RSV公司與台灣海軍在1981年9月3日軍人節當天進行簽約，經過兩、三度議價之後終告完成，正式購買兩艘改良型旗魚級柴電攻擊潛艦 ，合約總值3.7億美元。

尋覓魚雷

在搞定潛艦的同時，一同而來的難題是尋覓合用的潛艦魚雷。由於荷蘭海軍本身不是魚雷生產國，本身的海軍使用美式魚雷，在合約中也不包括協助台灣取得魚雷；而當時美國也不願向台灣提供潛艦魚雷，這意味著台灣只能自己另謀出路。

在1981年5月14日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訪問印尼前夕，蔣經國總統召見 政務次長錢復，指示他到印尼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兩艘荷蘭潛艦找魚雷。雖然印尼與台灣沒有邦交，但由印尼在1965年9月共黨政變失敗後採取反共政策，所以仍私下與台灣維持不錯的關係；此外，印尼三軍大量使用西德裝備，早已建立向西德採購軍備的管道，印尼本身甚至在1980年代獲得西德技術轉移並授權生產SUT魚雷（原廠為西德DMT Marinetechnilk）；而印尼又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與荷蘭關係較為密切，因此台灣向印尼尋求潛艦魚雷有許多脈絡可循。錢復與印尼總統蘇哈托會面時，蘇哈托一口答應，並指示科技部長哈比比 （B.Habibie，後出任印尼總統）與侍衛長穆丹尼（Benni Murdani）將軍進行處理，交換條件是台灣繼續提供印尼食米 援助，並向印尼購買原油；當時台灣本島糧食供應並不充裕，印尼最初要求25萬噸食米的供應，經討價還價後談妥為10萬噸。在西德獲得航太博士學位的哈比比與西德軍事工業界關係密切，獲得學位後留在西德MBB航太任職，最後爬到MBB副總裁的位置，前後總共在西德待了28年，1978年回國後擔任印尼科技部長（1998年當選為印尼總統）；而MBB也參與西德授權印尼生產SUT魚雷案，這些都為台灣「順道」取得魚雷構成良好基礎，因此哈比比表示只要能保密，台灣採購SUT魚雷案將不成問題。錢復回台後立刻與參謀總長宋長志、副參謀總長葉昌桐、海軍總司令鄒堅簡報向印尼採購SUT魚雷案，然而由於當時海軍為處理採購潛艦的合約問題忙得焦頭爛額，所以遲遲沒有派人向印尼接觸，甚至讓印尼侍衛長穆丹尼感到不耐，主動派人通知錢復要求協商魚雷採購工作。 在8月22日，錢復與與參謀總長宋長志協商探討此事後，錢復在8月25日與當時負責與RSV船廠洽商的海軍計畫署長柴翔業到印尼雅加達處理採購合約事宜，帶著一份海總擬定的SUT魚雷需求項目（共五頁）。 當時台灣媒體對於錢復此趟印尼行，多推測是為1981年底行政院長孫運璿訪印而鋪路。錢復到印尼之後，立刻與穆丹尼簽署魚雷採購備忘錄，而雙方也擬定從9月開始就數量、規格、價格、支付方式進行討論。

在1982年4月1日，印尼科技部長哈比比來台訪問 ，向剛在1981年12月底上任的參謀總長郝柏村，表達願意幫台灣向英、法、西德等國接洽軍事裝備的採購事宜，而印尼國防部長尤瑟夫將軍夫婦與三軍總司令蘇多摩海軍上將也分別在同年5月與6月訪台。 在1982年7月24日，蔣經國總統指示將魚雷從向美國申購武器的十年需求清單中取消，顯示此時台灣向印尼購買魚雷已經定案。同年9月6日，台灣海軍再派出一名中將訪問印尼，洽商採購魚雷的事宜。在1983年1月7日，郝柏村在台灣接見印尼代表，並簽署購買SUT魚雷的草約，包括實戰用魚雷及訓練用操雷的數量，印尼原本索價每枚133萬美元，後來被台灣殺價到每枚115萬美元，此外還包括測試訓練設備與兩年份的零組件。此外，為了報償印尼協助轉口之恩，台灣海軍也將幾艘除役的LCU與LCM登陸艇贈送給印尼。

除了透過印尼轉口之外，1983年以色列國防部副部長梅榮來台訪問時，台灣曾表示第一優先為獲得潛艦用魚雷，因此當時以色列也曾提議轉口美製MK-37潛艦用魚雷給台灣；而在1987年，荷蘭也想透過巴西轉口MK-37魚雷給台灣，不過參謀總長郝柏村考慮到這些方案都沒有經過美國同意，恐怕構成非法軍火交易而得罪美國，因此最後都加以否決。

船廠財務風波

在威爾頓.費吉諾德船廠建造中劍龍級潛艦結構。

劍龍級潛艦正進行主推進電機安裝作業 

劍龍級的推進機組正在傾斜平台上進行運轉測試

在威爾頓.費吉諾德船廠建造中劍龍級艦尾，推進電機已經安裝。

在1982年12月15日，台灣採購的首艘潛艦於RSV公司旗下WF造船廠安放龍骨開工建造。然而 在此同時，RSV船廠卻傳出財務危機，顯示台灣潛艦訂單並未如預期拯救船廠脫離不景氣的風暴；而當時新上任的荷蘭總理魯伯斯（Ruud Lubbers）明確表示 ，官方將不會投入資金去協助沒有生存機會的公司。 不過話雖如此，荷蘭政府仍不能眼睜睜地看著RSV公司一17000名員工失業，因此雖然駁回RSV公司向荷蘭政府申請的3億荷蘭盾抒困資金，但仍在1982年12月提撥1億荷蘭幣給RSV船廠救急。為了度過難關，RSV公司進行重組，並裁減6000名員工。在1983年1月，外電消息披露RSV造船公司面臨財務困難，消息傳至台灣後也引發各界關注；先前荷蘭政府明言拒絕為此案的船廠財務狀況背書，負面影響開始浮現。雖然RSV公司對外表示台灣潛艦的建造工作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實際上當時台灣已經支付1億美元左右的款項（包含3700萬美元的定金），RSV公司卻將這些資金轉移去填補該公司的財務漏洞而不是合約的履行，導致潛艦建造進度落後，而台灣方面也暫時凍結款項的支付。而此時也傳出台灣將直接購買建造潛艦的WF廠，然而立刻被台灣軍方否認。 而台灣在潛艦開始建造之前就提前將建造階段的款項負給面臨財務危機的RSV廠，也曾引發當時監察委員尤清等人的質疑。

當時台灣海軍的確派出一個由次長級官員、技術人員與律師的四人小組前往荷蘭，研究如何在船廠營運困難的同時順利完成潛艦建造。在1983年4月，甫退休的前RSV總經理史提克再度來台磋商，希望台灣能提前支付部分船款，同時尋求向台灣民間貸款的可能性。當時台灣海軍立刻面臨兩難，如果不同意提前支付，RSV的潛艦將造不下去，雖然台灣海軍可以向RSV依約求償來追討已經支付的船款，但屆時RSV船廠勢將宣告破產，到時候台灣將面臨潛艦與錢一起泡湯的窘境。在1983年5月，劍龍專案負責人劉和謙上任海軍總司令，隨即向蔣經國總統請示是否可提前付款，而蔣經國總統在叮囑「不要被騙」後予以同意。為了保障台灣方面的權益，台灣海軍還要求RSV公司針對合約中付款方式與程序另訂增修條文，包括要求台灣潛艦建造與WF廠的財務必須完全切割，不能再出現拿台灣船款去補貼船廠本身財務漏洞的情況；提前付款部分，台灣方面同意按照原施工進度的付款辦法，酌量提前分期付款，但是後續撥款必須在雙方簽字同意後才能撥付，並專款專用、嚴禁挪用其他用途。此外，台灣外交部也改派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海軍少將退伍，曾任 美國Ingalls造船廠台灣分公司副總經理、時任非洲司長的柳鶴圖，接替駐荷蘭遠東商務辦事處代表凌楚珣來就近協助此案。

未成的增購案

在台灣重新同意支付款項後，潛艦案得以繼續執行。在1983年7月，荷蘭方面又傳出台灣打算再追加四艘潛艦的消息。雖然軍方表面上否認，但實際上的確私下與荷方接觸，因為六艘是維持一個潛艦艦隊的基本需求（二艘在任務區值勤、二艘往返途中或訓練、二艘維修）。台灣軍方希望保密的原因是荷蘭在出售兩艘潛艦後已經蒙受 中國強大的壓力與制裁報復，如果繼續增購的消息曝光，後果鐵定不堪設想。

在1983年10月，台灣增購潛艦案終於因為台灣保密不力等因素曝光，荷蘭外交部與經濟部對於是否對台灣增購潛艦再發出輸出許可展開協商；而為了增加成功率，台灣又提出配套的商業利益，允諾如果荷蘭同意增售四艘潛艦，台灣每年將從荷蘭增購40%的商品。而荷蘭前經濟部副部長狄克在經濟部長范阿丁尼於1983年12月抵達台北，調查台灣方面承諾向荷蘭採購民間工業品的價值。 中國方面自然也是立場強硬，表示如果荷蘭同意追加出售潛艦，就會與荷蘭斷交並撤僑。在12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中，荷蘭政府否決了台灣增購潛艦訂單。而當時一心想藉由追加四艘潛艦訂單渡過營運難關的WF廠自然強烈反彈，表示如果沒有這筆後續訂單，WF廠必須解雇5400名員工。在12月21日，荷蘭國會通過支持內閣拒絕增售潛艦的決議，然而也要求荷蘭政府繼續提供資金給WF廠抒困，台灣增購潛艦案就此告吹，而荷蘭與 中國更在1984年達成協議，荷蘭若遵守承諾不再進一步軍售給台灣，中國就提供經貿利益。

船廠破產危機

雖然國會要求抒困，荷蘭政府接下來遲遲未承諾貸款給WF廠，甚至還表示如WF廠破產，則考慮由鹿特丹乾塢公司（Rotterdam Drydock campany，RDM，原為RSV旗下子公司，為荷蘭海軍建造旗魚級與海象級潛艦）接手完成兩艘台灣潛艦的建造；而當時荷蘭媒體也報導，在荷蘭經濟部長的建議下，台灣海軍已經與RDM公司初步洽商此一轉移案。然而這項轉移建造案不僅引起荷蘭國會大部分議員的反彈，也導致WF廠員工強烈不滿。當時WF廠的財務日益惡化，已經到達被法庭裁定監管、延期支付利息的地步，當時沒有人能相信WF廠能在沒有荷蘭政府的協助下完成台灣潛艦的建造。當時台灣訂購的其中一艘潛艦已經完成動力系統的裝設，另一艘的後半段已經全數完工，而台灣方面已經支付了1億6600萬美元的款項。日後劉和謙接受訪問時透露，當船廠發生財務危機可能倒閉時，當天凌晨時間來了急電，他得知後就無法入眠；因為過去曾向蔣經國總統拍胸口保證，這一早該如何向總統報告，那晚終於體會到「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髮」的心情。

為了因應再度發生的船廠財務危機，台灣海軍又在1984年3月派人前往荷蘭，關切潛艦施工進度與付款事宜，並向荷蘭堅持若沒有追加設備，就不會增加預算。當時又有消息傳出，荷蘭以製造小型快速巡邏艇為主的達門 （Damen）船廠準備與RSV公司達成協議，以14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WF廠。在1984年4月6日，RSV正式宣告破產。在1984年5月，荷蘭貿易促進會台北辦事處代表史威爾從荷蘭返台後帶來一個好消息，就是WF廠已經與所有債權人達成協議，荷蘭法院撤銷對WF廠的監管令，解除延期償付禁止令；而為了確保能順利完成台灣潛艦的建造案，荷蘭經濟部也將負責為該廠籌措財源，而WF廠也就此脫離RSV公司，而為台灣建造的兩艘潛艦更直接由台灣海軍派出的專案小組接管（此外台灣還派出破產管理律師團），向次承包商保證薪資與材料費用的支付，以保障潛艦建造品質與交艦時程，至此台灣潛艦案終於擺脫了WF廠財務危機的陰影。在1984年11月，荷蘭媒體報導兩艘售台潛艦將於次年（1985年）年底試航；然而荷蘭外交部與國防部正為荷蘭海軍是否該參與試航作業而產生爭執，最後荷蘭政府仍決定派遣10名荷蘭海軍軍官協助試航事宜。

戰勝難關

在威爾頓.費吉諾德船廠建造中的兩艘劍龍級，左邊的海龍號（SS-793）的艦體塗裝大致完成。

在威爾頓.費吉諾德船廠已經下水的兩艘劍龍級。

下水後，在威爾頓.費吉諾德船廠艤裝中的劍龍級潛艦。

荷蘭方面負責支援劍龍級潛艦試航的人員，與劍龍級二號艦海虎號（SS-794）合影。

劍龍級潛艦測試航中的照片。注意帆罩頂上仍飄著荷蘭國旗。

停在威爾頓.費吉諾德船廠船塢中的劍龍級潛艦

在1986年10月4日，首艘台灣潛艦下水，並命名為海龍號（SS-793），在1987年4月14日於北海完成第一次潛航測試，並於同年10月6日完工交艦。在1987年11月1日，在WF船廠、台灣海軍潛艦接艦單位及荷蘭皇家海軍潛艦顧問團（Dutch Royal Navy submarines advisory group)共同合作下，海龍號完成出海前訓練。當時放出的消息是，載運海龍號的11號乾塢船走繞過南非好望角經印度洋的航路，因為埃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邦交，怕經過蘇伊士運河時遭到埃及扣留；而當時南非與中華民國尚有邦交。不過實際上，裝載海龍號的乾塢船離開荷蘭後，是橫渡大西洋經巴拿馬運河（當時巴拿馬與中華民國還有邦交），然後橫越太平洋抵達台灣，等於從另一個方向繞地球；雖然這條航路遠得多，但全程在美軍監控範圍內，相對安全。而為了防止中途發生不測（例如乾塢船遭到扣押前往中國），台灣派出的押運人員據說是全副武裝（帶衝鋒槍）。1987年11月4日，曾任海軍總司令與參謀總長、當時派駐巴拿馬的中華民國大使宋長志，率領駐巴拿馬外交官員登上載運海龍號、正在通過巴拿馬運河的乾塢船上訪問潛艦人員，由當時接艦艦長紀惟正上校接待。1987年12月16日，海龍號運抵高雄左營港，12月28日舉行成軍儀式。

劍龍級潛艦由乾塢船運往台灣交付。

第二艘潛艦於1986年12月20日下水，命名為海虎號（SS-794）， 1988年4月9日在荷蘭舉行交艦儀式；載運的乾塢船同樣走由大西洋、穿過巴拿馬運河橫越太平洋的航線。 海虎艦運送經巴拿馬運河時，巴拿馬宋長志再度率外交人員登船慰問潛艦人員，由當時海虎號接艦艦長丁劍清上校接待。 載運海虎號的浮動乾塢船在行經夏威夷外海時輪機發生故障失去動力，一度在海面漂流；由於駁船載運的是軍事裝備，當時美國方面拒絕讓其進入夏威夷港口，於是駁船公司只好在24小時內派人前往維修，而台灣海軍在駁船上的人員便協助先拆除故障組件，等維修人員抵達後立刻更換零件排除故障，重新安裝回去後便恢復運轉航行，順利抵台。在1988年6月30日，載運海虎號的乾塢船抵達高雄，7月4日在左營港成軍。

依照原訂合約，兩艘劍龍級潛艦原應在1984年交艦，因為船廠破產等因素，兩艦交付時間延後了三年與四年，期間荷蘭方面總計13次片面違約或更改合約內容。據說原本台灣在合約中希望荷蘭方面提供的訓練層級包括作戰人員訓練，但因中國方面的壓力而落空，最後荷蘭只提供基本航行操作、維護的人員培訓。

配合劍龍級潛艦採購用於訓練的教練儀在1988年10月1日運抵台灣，隨後電力系統、空調設施及訓練中心陸續成立。1989年1月1日，荷蘭WF造船廠依合約，將劍龍級的第一批次料配件及零組件抵台，採購金額達數億美金，零件可供20年的使用；同時，海軍造船廠將原「潛艦維修處」升格為「潛艦維修中心」。1990年1月1日，劍龍級潛艦所用的新式電子資料處理機板及火控系統機板維修等運抵台灣，海軍船廠遂成立「戰鬥系統工廠」（簡稱戰系工廠），該廠除了維護劍龍級潛艦的戰鬥系統外，之後也負責維修當時台灣海軍正在籌建的二代艦的戰鬥系統。

至於向印尼購買的SUT魚雷則分兩批交付，第一批在1984年5月交付，第二批則在1987年5月交貨。為了完成運交魚雷的任務，當時海軍派遣中正號（LSD-191）船塢登陸艦與負責護航的資陽號（DD-930）與雲陽號（DD-927）兩艘驅逐艦組成任務編隊，每趟去程就運輸贈送的LCU與LCM登陸艇至印尼，返航時則將交付的SUT魚雷載回。 以1987年5月的第二次接雷任務為例，台灣海軍的中正號搭載了20艘LCM登陸艇與合堅號（LCU-496）通用登陸艇前往印尼，在印尼卸下登陸艇給印尼後，裝載SUT魚雷返國；此回印尼還回贈一批鳥糞肥料，其中一個作用是掩人耳目，因此當時大多數參與此項任務的低階官兵，都以為這次任務只是載運登陸艇前往印尼，並載運一批鳥糞回國。由於印尼直到1986年才正式獲得德國授權生產SUT魚雷，因此1984年5月交付的第一批魚雷可能是德國原裝貨，1987年交付的第二批才是印尼生產的產品。

在兩艘潛艦建造期間，先後兩任海軍總司令鄒堅與劉和謙都曾親自前往RSV船廠探視駐荷蘭監造接艦官兵，鼓舞士氣。除了荷蘭船廠方面屢出狀況之外，購買荷蘭潛艦前後，台灣內部也不是完全沒有雜音，例如有人指控案佣金達200億台幣，或者日後民進黨尤清、陳水扁等立委在立法院指控劍龍級潛艦「必須裝鉛塊才能下潛」等。關於劍龍級潛艦裝鉛塊的謠言，實際上是潛艦完工初期配重的常規程序──為了航行性能與安全，潛艦各部位配重的精確度必須在公斤以內；而龐大的船艦、潛艦在建造中難免產生公差，下水時幾乎不可能完全水平。因此，潛艦一開始會造得比額定重量略輕，然後在逐次試航中慢慢加上配重的壓艙鉛塊，直到將重量與平衡調整至最佳狀態為止，這是的標準程序。事實上，兩艘劍龍級潛艦建造品質頗佳，空船下水時前後傾斜只有5度，僅需稍微調整壓艙物就能完成配平。 此種正常程序經由若干為反對而反對卻又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士片面扭曲，便產生 劍龍級裝鉛塊才能下潛的不實傳聞，實在是幼稚可笑且居心可議。當時海軍方面礙於身份，無法立即駁斥各種傳言；直到劍龍級潛艦返國並完成所有測試後，一手推動、一肩扛起潛艦案的海軍總司令劉和謙在立委特別會中慷慨激昂地發言：「…爭取潛艦是海軍每一位官兵心中的一個夢，我們的官兵離家萬里，在人地生疏的異國艱辛的工作，只是為了實現那個夢，各位何忍打擊他們？…」此番演講結束後，立刻贏得全場掌聲，幾位黨外立委甚至趨前與劉和謙握手，連稱「對不起，我們錯了」。

劍龍級的採購過程 中從未出現重大弊端，而且服役至今品質都非常穩定（除了一些子虛烏有、空穴來風的小道消息如 前述「裝鉛塊才能下潛」以及「一年修一次，一次修一年」等)，這完全要歸功以劉和謙為首一批既專業正直又極富使命感的優秀海軍軍官，雖然面臨艱困的外交環境以及船廠面臨嚴重財務危機等一連串重大難題，仍毅然扛起全案的成敗，鍥而不捨、不計個人榮辱地堅持到底，終於讓中華民國海軍成軍以來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現代化、擁有戰力的寶貴潛艦，在海軍建軍造艦史上寫下了光榮而感人的一頁。

四處碰壁的後續購潛

在海龍號回國之際，又有消息傳出，台灣方面再度嘗試向荷蘭增購四艘潛艦。而外電也報導WF廠再度向荷蘭要求增售四艘總值10億美元，但荷蘭政府依舊拒絕。WF廠表示如沒有台灣後續四艘的訂單，該廠將裁員600至800人 。為了避免WF廠倒閉，台灣在1986年決定，將原本台灣海關「增建緝私艦中程計畫」原訂由本土中船建造的兩艘800噸級緝私艦，改由WF廠建造（先前已經與中船簽署建造一艘燈塔船的合約），合約在1986年9月22日簽署，造價10億1400萬元；這兩艦就是福星艦與謀星艦。

RSV船廠在1983年4月6日宣告破產，海岸船隻部門關閉，維修部門轉移給WF廠，原本RSV的3180名雇用人員中有1370人被裁。RSV廠原本的海洋、機械與重裝備建造部門則整併到新成立的RDM Nederland BV 。由於荷蘭政府嚴拒進一步售台潛艦，營運艱困的WF廠在1988年2月裁減600名員工 。WF廠在1988年2月交付最後一艘新造的船隻，此後荷蘭政府不願意繼續協助FW取得本國與國外造艦訂單，因此WF只能裁撤造艦部門以及600名員工， 僅留船隻維修業務以及230名員工；在1994年，WF廠接手Verolme Scheepswerf Heusden船廠，然而這筆投資最後不盡人意，導致WF陷入財務困境，最後在1998年5月13日 轉賣給鹿特丹聯合船廠（Rotterdam United Shipyards，RUS），在1999年完成購併。在1999年1月，WF造船廠由達門艦船修護公司（Damen Shiprepair Schiedam）合併，因此劍龍級潛艦服役所需的備料、零組件改由達門集團負責產製。在2003年，鹿特丹聯合造船廠被併入達門集團（Damen Group）。

在1991年11月台灣與法國洽商採購拉法葉巡防艦之際，荷蘭方面又傳出可能增售六艘潛艦給台灣，並有兩種方案，第一種是前2艘由荷蘭建造，後4艘轉移技術至中船建造，第二種方案則是六艘全部轉移至中船建造。 對於在台生產潛艦，台灣方面早已醞釀多年，例如中正理工學院造船系為了配合自力建造軍艦、潛艦，從1975年起連續數屆大幅擴增招生名額，以培育將來的管理監造人才。當時台灣派出曾任副參謀總長的海軍上將夏甸為駐荷蘭代表，全力推動潛艦增購案 ，並提議透過荷屬安地列斯（Netherlands Antilles）的名義輸出；然而此案由於外在與內部的艱困環境下，最後仍以失敗告終。

台灣內部方面，任內最支持建造潛艦兵力的國防部長宋長志於1986年任期屆滿，先前在劍龍級建造過程中 貢獻卓著的劉和謙則在1988年卸下海軍總司令一職；而從1970年代以來長期支持籌獲潛艦的蔣經國總統在1988年逝世，在這幾年的關鍵時間點，台灣軍政高層最重要的潛艦案推手相繼離職或去世 。 此外，1986年以來正逢台灣政治改革、解嚴解禁的轉捩點，聚集了當時台灣政界輿論的大部分的精力與目光。秘密向荷蘭購買潛艦所需的保密與迅速決策，以及達成目的所需要的各種配套決策（例如先前向荷蘭訂購首批 劍龍級時的相關經貿配套措施），需要先前威權體制的力量才能快刀斬亂麻，然而在當時轉型中的台灣正逐漸喪失這種政治條件。此外，繼任 蔣經國的李登輝總統將注意力集中於政治改革，當時先後擔任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的郝柏村則著重於對美國方面的軍購，包括高性能戰機、主力戰車與派里級巡防艦等， 而當時台灣的財力也未必能同時兼顧所有項目。除了台灣內部因素外，中國持續向荷蘭施壓，敦促荷蘭遵守1984年與簽署的協議之外，同時也包括購買荷蘭福克-50客機等商業利益。在外部環境艱險依舊、內部助力卻逐漸喪失的情況下， 台灣向荷蘭購買潛艦的希望迅速逝去，最後在1992年2月13日遭到荷蘭內閣否決 。

依照2023年10月23日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揭仲的文章，1991年台灣高層在與荷蘭接觸購買後續六艘劍龍級潛艦後續艦時，為減輕荷蘭政府受到中國方面的壓力，雙方在1991年11月曾討論過二種將後續艦在台灣製造的方案：第一種提案是前2艘在荷蘭製造，後4艘則透過技術移轉在台灣由中船建造；第二是全部6艘都在中船建造。然而，等到荷蘭內閣在1992年2月否決再出售6艘潛艦給台灣，這些構想自然只能束之高閣。

以後見之明觀之，台灣在1980年代初期因緣際會好不容易能向荷蘭購買潛艦時，未能一口氣購足六艘而只是先購兩艘（某種說法是當時台灣從未跟荷蘭打過交道，對潛艦性能存疑，所以先購兩艘試用；當然，財政因素也可能是考量之一），之後再想續購時，原本的契機已逝，遭到 中國強烈報復的荷蘭再也不可能同意繼續出售潛艦給台灣，殊為可惜。在1992年 底，又有消息傳出荷蘭可能售台潛艦，然而這是荷蘭政府向中國要求履行拒售台灣潛艦的經貿承諾的一種手段──雖然RDM公司自始至終的確很想出售四艘潛艦（未包括魚雷）給台灣。 到了1993年底尹清楓命案爆發，扯出包含 拉法葉、獵雷艦、海測艦等一連串海軍對歐洲軍購弊案，連帶摧毀了1980年代以來台灣對歐洲國家累積的軍購牽線管道（包括許多「惡名昭彰」的軍火商） ，並重創了台灣海軍對於未來建軍規劃的氣魄與決心，爭取向歐洲潛艦（包括荷蘭、德國、法國等）的前景自然更加黯淡。

除了跟荷蘭的接洽之外， 台灣也曾在1980年代後期嘗試透過阿根廷購買與209型同系列的TR-1700型潛艦 （詳見209型潛艦TR-1700型一節)，或由美國代為建造209型，只是最後都沒有成功。在1980年代末期，台灣直接向德國政府請求採購10艘暢銷的209型TR-1400柴電潛艦外加10艘MEKO巡防艦，結果仍多次被德國政府打了回票。後來，又傳出台灣有意採購法國綠寶石型潛艦(Turquoise，是法國紅寶石級核能攻擊潛艦的柴電版)，不過也是只聞樓梯響。在1994與1995年，荷蘭海軍現役兩艘旗魚級潛艦（也就是 劍龍級的前身）因為冷戰結束後的裁軍而除役封存並尋求買主，台灣也是其中之一；不過當消息於1996年曝光時，當時 中國總理李鵬立刻延遲出訪荷蘭的計畫，而荷蘭外交部也隨即否認將旗魚級賣給台灣的消息。而在2001年美國宣布出售台灣八艘柴電潛艦的同時，又傳出荷蘭RDM公司準備角逐這筆生意，而在2001年10月16日美國海軍為售台潛艦舉辦招商會議時，以RDM為首的兩家荷蘭公司提出兩種方案參與競爭，其中RDM提出該公司全新規劃的海鰻（Moray）1800型，另一家則提出 劍龍級的改良型。

在劍龍級的採購合約中，荷蘭提供了潛艦後勤維修的技術資料包裹（Technical Data Package，TDP）給台灣， 其中除了維修補保的料件與技術資料外，還有劍龍級八成的設計藍圖（但無施工藍圖） 。由於歷年來台灣對外購買潛艦都很不順利，因此部分單位也曾有意以劍龍級的技術資料為基礎，設法自行開發潛艦，或者委由美國人進行整合研發；然而，根據2003年的立法院議事質詢記錄，台灣海軍表示當年與荷蘭簽署的合約，相關技術資料與藍圖不能提供給第三者，因此就連台灣的中船也無法從海軍取得這些資料，遑論美國。 此外，潛艦的技術門檻甚高，艦上的關鍵性裝備如聲納、作戰系統、武器、動力等 ，現階段沒有一項台灣能夠自行生產；因此能使用劍龍級的結構藍圖，也無法立刻讓台灣獲得一種可行的潛艦設計，除非台灣造艦相關產業下苦工，將潛艦的各項相關技術一一掌握。

技術簡介

浮航中的劍龍級潛艦。 

劍龍級的設計發展自荷蘭旗魚級潛艦；依照日後的消息，由於使用許多新系統，劍龍級的設計相較於旗魚級有頗大不同，許多修改的設計更接近同時期研製的荷蘭自用海象級潛艦。劍龍級潛航排水量2600噸級 ，延續旗魚級的複合單/雙殼設計（艦首與艦尾為雙殼、艦體中部為單殼），能持續在海上作業60天 。劍龍級的推進系統大致與旗魚級相同，包括三部Stork-Werkspoor 12ORUB215柴油機、兩部Holec發電機、兩組簽酸蓄電池與一部Holec潛航用推進電動機。 早期消息指出劍龍級使用等同於美國HY-80的耐壓鋼板製造（屈服強度550MPa）， 安全潛航深度240m，最大耐壓深度應可超過400m；不過，實際上，劍龍級是以Fe-510鋼材建造，屈服強度只有355MPa（荷蘭自用旗魚級使用Staal 52普通鋼材製造，實用潛航深度為220m，劍龍級的材料以及潛航深度水平應該相仿）。劍龍級採用傳統的十字尾型舵，前水平翼裝置於帆罩上，航行操控裝置為荷蘭R＆H公司製造的SSCS型，具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以及緊急致動四種模式。用於淺深度潛航時為柴油機供應氧氣的呼吸管為鹿特丹乾塢公司的產品，在惡劣海象下也有良好表現。劍龍級的海水進/排水系統中，部分海水進出口閥設置在靠近艦體底部，這使得 劍龍級潛艦不適合坐底；一旦坐底，進/出水口容易被海底泥沙堵塞，降低冷卻系統效能，這會降低潛艦執行作戰任務的能力，返航必須進入乾塢才能清理，費時費力。原本荷蘭旗魚型潛艦的設計主要著眼於遠洋作戰，因此不太需要考慮坐底，將吸水口設置在艦底可簡化設計並減少所需要的開口總數（有助於降低流體噪音），然而到了在淺海環境的台灣就 比較不便。

劍龍級潛艦的柴油機艙。

劍龍級的機艙。

劍龍級擁有當年堪稱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水平，全球首創將聲納、射控、導航、推進系統整合為單一潛艦作戰系統，在當時有濃厚的實驗性質，似乎荷蘭有意拿 台灣當白老鼠；後來此概念證實非常成功並顯著提升戰鬥效率，據說連美國海軍都曾要求觀摩劍龍級的作戰系統，作為日後美國潛艦設計的參考。劍龍級配備荷蘭Signnal的潛艦整合攻擊與監視聲納組（Submarine Integrated Attack-and-Surveillance，SIASS-Z）聲納組 ，此種聲納系統在1978年開始發展，在1982至1983年完成，是當時連荷蘭本身潛艦都沒有使用的嶄新裝備。據說原本荷蘭打算在劍龍級上配備與荷蘭自用海象級相同的聲納系統，然而海象級的聲納系統係由法國提供，當時法國不願得罪 中國、對台灣輸出此型聲納，所以才使用荷蘭自家最新開發、沒有經過任何驗證的SIASS-Z。SIASS-Z系統包括艦首的中圓柱型陣列聲納、艦側低頻被動陣列聲納（ 具備LOFAR低頻信號分析能力）、艦首上方高頻主動聲納 ，以及由西德提供的PRS 3-15艦首高頻被動截收測距聲納（四個接收器為艦首上方），採用全數位化信號處理。SIZSS-Z的艦首中頻圓柱型聲納陣列有四個換能器，可提供96個成形波束；而側舷被動陣列聲納在艦體兩側各有三個聽音子陣列，在兩舷形成大孔徑的被動聽音基陣；側舷陣列聲納每個聽音子陣列由25個換能器構成（以5X5排列），各能形成32個成形波束，因此兩側六個子陣列總共可產生160個 數位合成的波束，後端電腦能同時對這160個波束形成的信號進行快速富利葉（FFT）分析採樣，並對 每個波束各進行15分鐘記錄，而紀錄的音響信號則能進行自動積分（ALI）來以提高信-噪比。配合側舷陣列聲納的運作模式還有Zoom高解析度游標分析（High Resolution Venier Analysis）以及用來分析目標推進器葉片與大軸轉速的自動解調（DEMON ）等信號處理手段，用於確認目標身份。高頻截收/測距聲納的運作頻率約100KHz，使用FFT分析進行偵測、目標分類以及關連接觸。SIASS-Z能使用寬頻或窄頻模式進行搜索：在寬頻追蹤（CODAR）模式下， 所有聲納總共可使用28個頻道，其中側面聲納與艦首鼓型聲納各可使用4個頻道（因此一次可追蹤、監聽八個目標 ），主動聲納使用4個頻道，另外16個頻道則給高頻/中頻截收聲納使用。 艦首上方的高頻主動聲納能以單脈衝或多脈衝運作。

劍龍級的SINBADS-M戰鬥系統 （又稱為Spectrum）是荷蘭SEWACO VII 的出口型號，將艦上所有聲納與武器系統整合在一起，功能包括分析目標、偵測數據與武器狀況；例如，正由艦首鼓型被動聲納追蹤的目標一旦進入被動測距聲納的 工作範圍，戰鬥系統就會自動啟動測距聲納進行測距，並立刻將距離資訊加入該目標的偵測檔中；偵測同一目標時，SINBADS-M戰鬥系統可以整合不同聲納的窄頻與寬頻數據進行交叉比對，降低整體的虛警率；此外，戰鬥系統也能根據被動聲納回傳的資料（包含螺旋槳聲頻、轉速等），透過自動比對系統儲存的300個 特定的聲紋資料 （最多可歸類100級的船艦以及100種不同聲納信號），自動識別目標並發出警告。SINBADS-M戰鬥系統最多能同時處理35個目標軌跡，並對其中20個實施自動化的目標動態追蹤（Target Motion Analysis，TMA）。SIASS-Z聲納組能同時對五個目標實施射控級追蹤，並同時導控三枚魚雷攻擊三個目標。SINBADS-M整合戰鬥系統與SIASS-Z聲納組的整體性能水平與同時期西方最頂尖遠洋柴電潛艦同級，遠勝過如德國209系列、法國奧古斯塔級之類的專用出口型潛艦。 至於劍龍級的潛望鏡組，則可能是美國寇爾莫根（Koll-morgen）的產品。劍龍級的電子戰系統是以色列Elbit的Timnex 4CH(V2)，探測頻率範圍2~18GHz，功能包含探測敵方雷達信號並進行識別、定向等，用於蒐集電子情報與威脅預警；此系統並不包含在劍龍級的整體作戰系統中，屬於額外加裝。

劍龍級潛艦早期的聲納顯控台。

劍龍級潛艦魚雷艙內的魚雷（操雷）

劍龍級潛艦正準備裝填魚雷，人員將魚雷管內門打開

（上與下）劍龍級潛艦正進行魚雷裝填作業，魚雷被推入發射管內

武裝方面，劍龍級艦艏配備六門533mm游出式魚雷發射器，武器艙可儲存22件武器（旗魚級則只有14件），含魚雷發射管，總共可容納28枚。德製SUT魚雷重量1424kg，彈頭重260kg，電力推進，導引方式為線導＋終端主/被動聲納尋標器，以35節最高速度航行時射程達11km，航速23節時射程26km，最大攻擊深度為400m。SUT魚雷具有高度的智慧，能設定多種航行速度，如果目標脫離尋標器範圍仍能自動重新搜索，或者在敵方警覺自身遭到鎖定時可暫時停止行動而浮上海面，等敵方以為危機解除時再度展開攻擊。由於荷蘭本身使用美製魚雷，因此最初 劍龍級的射控系統與魚雷發射系統都以配合美製魚雷（MK-37/48等）來設計；而當魚雷改成德製SUT之後，劍龍級的射控系統也進行了相關修改。 為了配合美製魚雷，荷蘭自用的旗魚級與海象級都使用氣壓彈射式魚雷管，之後都能配合發射反艦飛彈；而台灣購買劍龍級時卻選擇沒有氣壓彈射裝置的游出式魚雷管，只適合使用魚雷。

由於潛艦官兵的要求比水面艦官兵更高，劍龍級最初只編制6名義務役船員，後來也只增至15名；而艦上所有官兵也得經過特殊訓練以取得操作潛艦的簽證資格。

劍龍級的士兵住艙臥舖

劍龍級的廁所馬桶

後勤維修

（上與下二張）在潛修工程處「劍龍乾塢」進行乾塢維修作業的劍龍級潛艦。 

在民國63年（1974年）水星計畫，台灣海軍配合引進兩艘美製GUPPY型柴電潛艦（海獅與海豹號），在美軍協助下建立潛艦維護能量，在位於左營的海軍第一造船廠成立潛艦修護處，專責茄比級潛艦修護。隨後配合向荷蘭購買潛艦的劍龍專案，在民國76年（1978年）於左營北港興建專責的潛艦廠區，並將潛艦維修處改編成潛艦維修修中心（簡稱潛修中心）；此外，也派遣人員赴荷蘭受訓，逐步建立維護劍龍級潛艦的完整能量。在民國88年（1999年）配合精實案，將潛修中心改潛修工程處，隸屬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潛修工程處負責執行劍龍級潛艦各級深度維修任務以及培訓潛艦專業技術人才，設施佔地17萬平方公尺，主要修護設施包括三個工廠（分別是船體、船機、電機）及一座乾塢；其中，乾塢是引進劍龍級潛艦時配合建造的，又稱為「劍龍乾塢」，設有一座25噸塔式吊車及淡水、空氣、電力與消防等系統，可容納8000噸級以內的船艦與潛艦，執行潛艦以及康定級巡防艦以下各型艦艇的塢修工程。

在2005年9月6日，台灣海軍總部首度公開潛修工程處，此時海龍號正在乾塢內進行服役以來第五次塢修工程；海總表示，此時當年赴國外培訓的種子，還有八人在潛修工程處任職，持續推動技術經驗傳承。劍龍級潛艦的維修工程是依循裝備原設計維修理念，維修期間均將管系裝備拆下，至工廠內檢修，完成維修與組裝後，依設計標準檢測驗收，潛艦維修出廠即可重新投入戰備服勤。潛修工程處指出，海軍累積三十年潛艦修護經驗，具有系統整合修護能量；而民間業界上沒有潛艦的系統整合修護經驗，未來可以結合政策，依民間產業整合狀況，將累積經驗、能量逐步轉移釋出。

SUT魚雷試射失敗 

基於保密與節省珍貴魚雷等理由，以往台灣潛艦在平時訓練中 至多僅發射操雷（將實戰魚雷卸下彈頭，換上替代用的記錄組件即成為操雷，除了不會爆炸外與實戰魚雷無異)，直到2003年8月底的漢光19號演習，才在9月4日由一艘劍龍級擔綱試射一枚SUT戰雷，並且公諸於媒體之前，不料射出的SUT魚雷竟然發生導線訊號中斷而脫靶，後來這枚魚雷竟然一路開到岸上被漁民發現，幸未爆炸，後由軍方收回 。這次魚雷試射的環境為對聲納偵測極端不利的淺水域，背景雜訊本來就很嚴重，此外靶船為沒有動力亦無安裝額外噪音產生器，表示目標噪訊極低而且隨波不規則上下晃動 ，魚雷即便僥倖搜獲目標也可能被上下晃動的船體給「躲掉」。而發射魚雷之前該處水域由空軍戰機輪番實施炸射科目，海底一片翻騰，音響狀況對魚雷極端不利；但是如果是導線訊號中斷，代表魚雷系統本身就有問題，不能將責任完全歸咎於不利的周遭環境 。為了一雪前恥，海軍決定在同年10月14日於屏東外海的實彈射擊測試中再度以一艘劍龍級潛艦試射SUT實彈以展現實力（同日還有在漢光19號演習 未順利執行的其他試射課目進行「補考」，包括靶子被張騫號(PFG-1109)巡防艦打掉的幻象2000/MICA空對空飛彈以及在先前失手的海叢樹防空飛彈 ），而為求慎重起見，海軍先在10月8日先進行一次實彈設計，這回SUT魚雷成功命中並將靶船擊沈。不料SUT在10月14日上午的實彈射擊中還是搞砸了，跟漢光19號演習一樣，魚雷接近至靶船時導線訊號中斷，迫使發射的海龍號潛艦立刻採取緊急迴避程序避免這枚魚雷回頭打中自己；隨後海龍號回報，這枚魚雷電池已耗盡，沈沒處水域深1571公尺，不會造成成危害。雖然在當天下午海龍號再度射擊一發SUT實戰魚雷並成功擊中靶船，但半個月下來SUT魚雷打四中二，海軍還是被搞得灰頭土臉。此外，約在同一時期，海軍水面艦艇試射MK-46實戰魚雷同樣失手，對於 台灣海軍魚雷戰力無疑是一大警訊。

依照蘋果日報朱明在2003年10月15日的報導，知情人士指出，這批SUT魚雷是在17年前透過印尼海軍秘密採購，數量112枚；這批魚雷的尋標器組件是在印尼組裝，且德國SUT魚雷原廠並沒有直接負責後勤維修與技術支援，就如同買了「水貨」又得不到原廠保固服務，魚雷品質一直讓台灣海軍提心吊膽。該名人士指出，當年參與採購魚雷、並從印尼海軍輾轉獲得部分維修技術的軍官與專業士官，此時僅有一名士官長還在現役；由於先天條件不足（缺乏原廠完整文件與訓練指導），維修這些魚雷的經驗傳承全靠師徒相授，並而是依照標準規範；而海軍對這批魚雷內部保養僅止於檢查尋標器電路板是否有鏽蝕、電池電力與導線圈軸是否正常等，都屬於基本的清潔與更換零件工作。 據指出，海軍劍龍級潛艦在9月4日漢光19號三軍聯合作戰演練裡發射一枚潛射重型線導魚雷失敗、在沙灘上收回魚雷，運回海軍基地後，海軍集合水下兵器和中科院「萬象館」專業人員進行專業調查；然而打開魚外殼之後，在場人士一時間也不知要從何下手找出故障原因。當時海軍總部官員就質疑，這批魚雷尋標器部分的零組件是在印尼生產組裝，在品管不是令人放心的前提之下，尋標器內的這些線路板與IC是否有正確安裝？由於沒有原廠技術的支援，在場維修人員與中科院專家無言以對，最後也一直無法找出真正故障原因。最後，台灣海軍只能根據印尼海軍使用故障的案例統計，歸納出故障可能是尋標器找不到音源，或者尋標器內IC組件等兩項原因。

另外，原本台灣海軍對於擁有的SUT魚雷極端保密，直到2003年8月試射失敗才正式曝光；據說這也導致生產這批SUT魚雷的 印尼工廠被德國取消授權。

加裝魚叉反艦飛彈

在2008年，台灣國防部正式建案，為劍龍級潛艦裝備UGM-84潛射魚叉反艦飛彈，這將是劍龍級服役以來第一次配備遠程攻擊武器 ；然而實際上，早在2001年，美國便批准出售潛射魚叉飛彈與MK-48重型魚雷（當時批准的型號為MK-48 Mod 4/4M）給台灣， 但台灣海軍之後並沒有立刻回應，直到2007年才開始逐步推動建案爭取MK-48魚雷；當時台灣沒有立刻美國提供的MK-48 Mod 4/4M，可能原因是當時海軍內部和國內的關注焦點都在小布希政府宣布提供的八艘柴電潛艦上，再者劍龍級潛艦的作戰、魚雷發射系統並不能直接匹配MK-48，需要另外建案。在2008年10月3日，小布希政府對美國國會提出其任內最後一次對台軍售中，包含用於 劍龍級的32枚潛射UGM-84L魚叉Block 2反艦飛彈（具備陸攻能力）、四枚練習彈、兩套射控系統以及兩套訓練系統。

在2011年5月中旬，台灣軍方新聞表示台灣海軍計畫分10年編列8.6億美元向美國購買新型魚雷， 其中包括價值3億美元的600枚MK-54輕型艦載/機載魚雷來取代現役MK-46；此外，還打算採購MK-48 ADCAP先進戰力潛射魚雷來取代劍龍級潛艦使用的德製SUT重型魚雷，軍方表示首先將編列1.6億美 元購買40枚供劍龍級使用，而如果向美國購買柴電潛艦的案子獲得具體進展，便再編列4億美元預算來購買另外100枚MK-48 ADCAP。

依照2012年2月下旬的新聞，劍龍級換裝UGM-84L Block 2魚叉反艦飛彈已經接近完成，然而換裝MK-48魚雷的預算則被取消 （如同前述，劍龍級使用游出式魚雷管，如要配合氣壓彈射的MK-48魚雷，應有相當的工程難度）。 依照2013年2月的新聞，台灣海軍採購的潛射魚叉飛彈已經在2012年於美國夏威夷完成試射 （借用美國海軍潛艦），隨後這批飛彈與相關裝備便運抵台灣，波音.麥道集團也派人來台灣協助在劍龍級潛艦上安裝魚叉反艦飛彈射控系統。這批潛射魚叉Block 2飛彈在2013年擔負戰備，每艘劍龍級至少配備六枚。 劍龍級潛艦能透過本身的聲納探測敵艦聲源方位，或使用電子截收裝置（ESM）探測敵艦雷達信號的方位來源，為魚叉反艦飛彈提供目標指引；此外，據說台灣海軍也一併採購了近岸目標偵蒐系統（CTS），使 劍龍級潛艦能以魚叉Block 2飛彈攻擊沿岸目標、港中靠泊艦艇等。由於台灣海軍經費有限，魚叉反艦飛彈的射控系統只與劍龍級的戰鬥系統做最簡單的介面結合，基本上算是獨立運作。

依照2013年12月底的立法院國防委員會質詢紀錄，潛射魚叉反艦飛彈專案從民國97年（2008年）建案，到民國105年（2016年）執行完畢，全案預算58.7億新台幣，2013年起陸續交付服役 ，此案被稱為「飛鏢專案」。在2014年10月中旬， 台灣海軍首次進行潛射魚叉飛彈實彈射擊驗證，地點在在屏東九鵬基地外海，由海虎潛艦擔綱，魚叉反艦飛彈成功發射升空，並直接貫穿靶艦艦體，驗證了劍龍級配合魚叉反艦飛彈的實戰戰力。

依照2020年4月3日自由時報的報導，海龍軍艦在2019年完成階段性的性能提升作業後，首次參與軍方年度實彈射擊並驗證裝備系統，實施了魚叉反艦飛彈實彈射擊測試，飛彈成功擊中靶艦。　

服役歷程

兩艘 劍龍級潛艦編入台灣海軍256潛艦戰隊；256戰隊原本預定在潛艦總數達到6至8艘後升格為艦隊，但後來荷蘭拒絕繼續出售同型潛艦，所以始終未能如願。此外，該戰隊預定編入一艘潛艦支援艦，但至今也是沒有著落。

依照1989年7月號「遠見雜誌」專文，海龍號完工後在荷蘭測試時，曾投入一次北約的反潛演習；在這場位於丹麥東北海域的演習中，荷蘭出動三架美製P-3C獵戶座反潛機進行搜索，但最後沒能發現海龍號的蹤跡。「遠見雜誌」專文也提到，台灣海軍一位高級將領透露，海虎號曾創造一項台灣海軍新紀錄 在水下環繞台灣航行30天，一次也沒浮出水面（期間應透過呼吸管充電）；等潛艦回到軍港，艦體已長滿青苔。此外，歷年來海龍、海虎號也不乏有成功潛入長江口用潛望鏡拍攝、蒐集情報的紀錄，並沒有被發現。

海虎潛艦完成30天耐航訓練後回港的畫面，艦體已長滿青苔

依照日後消息，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中國試射彈道飛彈前夕，台灣海軍兩艘海龍級潛艦都裝滿魚雷出海進行嚇阻；其中，海龍號當時正在船塢裡執行計畫性維修，由於狀況升級，於是在24小時內將所有裝備重新安裝復原，立刻出海值勤。2020年當時潛艦軍官王志鵬接受聯合報採訪時表示，當年他負責督導海龍潛艦的魚雷裝載，要在3天內完成；一枚SUT中型線導魚雷長6.08公尺、重達1414公斤，為避免敵軍衛星偵測，只能在黃昏後執行任務，且如果是明月高掛、無雲就要暫停；若裝載的魚雷與作戰系統路線測試失敗，就要再吊出換雷，而這也是他首次看到海龍潛艦以最大裝載量裝入魚雷。

外界已知在1999年前，劍龍級潛艦多次執行30天潛航任務，任務範圍包含東中國海、臺灣海峽東部、太平洋西部及南中國海。2000年前，劍龍級潛艦曾多次獲戰力競賽第一名、國軍莒光艦等榮譽，艦長亦榮獲國軍英雄，資深優秀士官曾獲國軍楷模接受表揚。

在2000年代初期，海軍陸續完成兩艘 劍龍級的十年壽命中期大修，並準備逐步改良兩艦的聲納偵搜能力、推進系統與靜音能力等。

依照2019年5月中旬海軍司令部向媒體透露的資料，海軍第256潛艦戰隊4艘潛艦從民國73年（1984年）開始到民國104年（2015年）為止，總計實施24次耐航訓練，其中兩艘老舊茄比級潛艦海獅、海豹號實施過7次，其餘17次由海龍、海虎兩艦實施。海龍、海虎兩潛艦耐航最高紀錄是連續潛航32天；老舊的茄比級的海獅軍艦最高紀錄為14天，海豹號耐航最高紀錄曾有16天。

耐航訓練是潛艦下潛後不浮出水面，連續潛航；除了磨練潛艦官兵長期航行抗壓能力外，期間任務還包括擔負戰備巡航以及蒐集情資，在台灣周邊與特定海域搜蒐集水文與電子參數、航運等情資，並驗證遠距離通信。海軍司令部表示，以往劍龍級潛艦每兩年執行一次耐航訓練，每次耐航時間為20天到30天；近年考量劍龍級潛艦艦齡已屆30年，備料補充不易，故從民國106年（2017年）起修訂為每季進行一次戰備偵巡任務，每次為期10天至14天。雖然訓練天數比原本耐航訓練天數縮短，但執行頻次增加，每年可達到四個梯次，每年總天數達到40天至56天。

依照2020年4月3日自由時報的報導，海軍官員指出，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海軍256潛艦戰隊就多次以潛艦進行重型魚雷實彈射擊演訓，在2003到2007年之間於台灣西南航道海域進行4次實彈射擊，擊沉4艘除役軍艦擔任的靶艦，此外也曾在台灣東北航道海域實施1次實彈射擊並擊沉靶艦。

意外事故 

在2001年10月25日，海虎號在左營外海水深150m處進行例行性戰術迴避動作操演時，艦首不慎撞上海底砂壩，導致聲納護罩嚴重受損，內部13組聽音棒被毀 。這顯示台灣海軍對於海底實際地形、深度的資料不夠詳實，才會導致這起意外事故。  對於潛艦作戰而言，水文資料不僅包括海底地形，也包括聲波在特定地點、不同季節的傳遞特性（關係到水深、水溫、洋流、海水鹽度密度等等），唯有在熟悉戰場環境下水聲偵測裝備的運用特性，也才能有效進行潛艦與反潛作戰，這些都需要平日花大錢經營，包括建置充足的海洋水文研究船，定期探測經營每個作業/作戰水域的海底地形與水文特性，蒐集資料並進行研究。

在2009年9月14日下午2時，海龍號在左營外海浮航執行例行「海鯊操演」艦艇艇自訓課目演練操演；到了下午3時，該處海域因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而出現間歇性大浪，一道14公尺高的大浪掃中該艦，當時站在帆罩頂端瞭望哨位置的海龍號艦長陳紀宗上校因而落海，艦員搭救不及；陳紀宗於落海八分鐘內便告失蹤，兩天後遺體在左營外海被尋獲。這是海龍號成軍以來最嚴重的意外事件。

海虎號遭遇湧浪事件 

在2023年12月21日午間，海虎號潛艦在執行任務期間（浮航、人員上甲板工作）遭遇大湧浪，六名在甲板上工作的官兵落海。海軍艦隊指揮部表示，海虎號執行任務期間裝備脫落，實施浮航固定時，因瞬間湧浪過大，造成陳姓少校等6名官兵不慎落水（六人均穿著救生衣），該艦隨即實施人員救生及緊急處置；事發後海軍立即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指派S-70C反潛直升機，多艘鄰近在航船艦也配合搜救。到傍晚7時左右，陳姓少校、叢姓上尉與李姓士官等3員已經救起，意識清楚；另林姓士官長、顏姓及張姓士官失蹤。 在12月22日，海巡署也加派3艦1艇參與搜救，國家搜中心也派出空軍救護隊UH-60M黑鷹與海豚直升機參與搜救。

依照12月22日台灣海軍說明，海虎號在21日執行浮航固定作業時，海象時好時壞；事發時海面突然出現一道高度超過10公尺的湧浪，不僅將在甲板上作業的官兵打落海中，也造成艦體劇烈晃動，艦內官兵「倒成一片」，有2名官兵撞傷（其中一人手掌開放性骨折）。意外發生後軍方立即派出S-70C反潛直升機與在該海域附近的船艦進行搜救，首先發現陳姓少校、叢姓上尉與李姓士官等人，隨後立即吊掛到附近船艦上，3人均意識清醒無生命危險；但仍有林姓士官長、顏姓及張姓士官等人尚未找到。海虎潛艦已於22日凌晨5時37分返回左營港，而艦上五名落海或受傷官兵分別在凌晨5時至6時左右分兩批送往左營總醫院，其中第一批是三名落海人員，第二批是兩名在艙內受傷人員，5人都在病房中觀察治療中。調查後顯示，事發時海虎號登甲板人員均依規定穿著救生衣、佩掛安全繩；當時湧浪將人員從舷邊拍落，因為力量過大，安全繩的安全扣環扭曲變形鬆脫，導致人員被海浪捲走（最初判斷是安全索撕裂）。

另外，聯合報等媒體猜測當時海虎潛艦安裝了機敏裝備（因為近年劍龍級正進行延壽升級工程）進行測試，國防部長邱國正予以否認，並表示當時是因為潛艦內置浮標護蓋無法確實關閉、在上浮或下潛時會打開，考量到可能對航行造成影響，艦長遂決定浮到水面上進行搶修。依照12月22日傍晚海軍新聞稿說明，海虎艦脫落的裝備是「救難浮標」，研判是於在呼吸管航行時（潛艦靠近海面），救難浮標蓋板因海象惡劣而受力脫落，使救難浮標釋放，海虎艦遂浮出水面並派員登甲板維修處置，結果遭遇湧浪導致人員落海。

2023年12月26日記者會上的海虎潛艦救難浮標以及浮標板蓋圖。

在2023年12月26日，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吳立平中將在「國軍軍風紀安全維護工作」記者會中，為了回應外界與媒體諸多猜測（例如中國時報報導「5人救1人，導致3人失蹤」），首次完整公布海虎艦發生意外的過程。吳立平稱，海虎號12月18日出海後就按照既定計畫，在位於台灣西南的海域進行例行訓練任務；該艦在12月21日潛航時，發現艦尾「有異音」狀況，遂實施上浮進行檢查，檢查後發現後救難浮標的木質蓋板脫落，救難浮標300公尺長的鋼纜已經被拉出。為了避免鋼纜纏絞潛艦的陣葉，海虎潛艦派4位人員成立維修組，到艦尾以人力回收救難浮標。這四名人員走向救難浮標口的艦尾走道很窄，大概不到1公尺寬，越到後面越窄，且十分靠近水面；當時湧浪抬升，四名維修人員中有三人被湧浪打落；由於配戴安全索，人員會掛在側舷外面而不是直接掉進海裡。其中，有一人的安全索釦沒有斷裂，所以被拉回艦上，但另外二人因為安全索扣斷裂而落海失蹤。海虎艦的兵器長（應為陳姓少校）立刻下令組成6人救生組，自己則首先上甲板協助救援，然而隨後兵器長也被湧浪打入海中，之後由附近的成功級巡防艦岳飛艦救回。接著，6人救生組上甲板進行救難，同樣遇到湧浪，有2人落海，其中1人被岳飛艦救回，另1人失蹤；而其餘未落水的四人在搜救過程中都有受傷。總計海虎號先後有11人出艙，分為三批，總計六人陸續被湧浪拍落，而不是一次落海。

吳立平中將也提到，海虎潛艦在1997年也發生過一次救難浮標脫落，救難浮標蓋板是木質、兩側有卡扣，按照修護通令定時檢查。吳立平也透露，這次海虎回航後檢查卡扣正常，與1997年發生脫落狀況一樣。吳立平也表示，他曾經擔任過海軍海鋒大隊的大隊長；海鋒大隊的海鷗飛彈快艇出航時，雖然出航標準符合風力限制，但在台灣西南海域遭遇「湧」的情況下，船身左右的搖晃程度會超過30度，對於艦上官兵是一大考驗。

尤其是潛艦船型是利於水下航行的流線型，且浮航時乾舷低矮靠近水面，對甲板作業十分不利，上部走道狹窄濕滑、沒有欄杆，更沒有一般水面艦艇的外飄船舷可以阻擋海浪力量；一旦遇上較大的湧浪，就會輕易通過圓滑且向內收縮的船殼，越過低矮的甲板走道，人員在甲板上的危險性遠大於一般水面船舶。當時海虎號的人員是在接近水面的狹窄艦尾走道上工作，至為危險。

依照2023年12月27日聯合報報導，海軍官員證實，開始規劃在水面艦、潛艦所有救生衣上加裝TB-520發訊器，裝備落水後能自動發出閃燈訊號以及電子信號，幫助搜救單位定位，避免憾事重演。TB-520信標結合GPS全球定位回報以及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信標可經由水感測器、在人員落水後自動啟動，或者由手動開啟，啟動後經由AIS發送警報訊息、GPS位置資訊和ID，讓附近配備AIS接收端的船隻發出信息，並讓船艇雷達系統能經由GPS座標定位人員位置。

外界關切當事發當天天海象不佳，海虎號仍透過人力回收浮標，是否決策不當。 在2014年2月19日，台灣海軍司令部表示，海虎艦救難浮標回收作業是依修護通令執行， 當時屬合理的決心下達；此案經調查，認定為環境及裝備複合式因素造成，非人為過失，依「行政程序法」及「陸海空軍懲罰法」之規定，不予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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